最近美国东部几个州开始有民众聚集抗议政府实行的居家令或者封城令，有些州也实在抵不住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新冠病毒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候开始解封，比如德州。抗议群众举出“Live Free or Die”的标语，有的青年更是喊出“我有死的权利”。
美国的自由精神经常被国内的某些人极力推崇，就如同这位青年朋友为了捍卫他“死的权利”而斗争。不过在我看来，他“死的权利”并未因为新冠病毒封城而被剥夺，他在家依然可以扯一段白绫，抑或用一把手枪来行使这个神圣的权利。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用二分法来判断问题和指导决策，可能是因为太早学习信息论，常年接触计算机，脑子里都是0和1，于是乎我的生活选择中就充满了是和非，输和赢，黑和白，你和我。在外人看来，有时候我是个性格鲜明的人，在家人看来，我可能是个有点绝对而没什么感情的人。
这让我很困惑，似乎二分法给我造成了我并不想要的结果，人生难道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分叉路口，你选择其中的一条继续往下走，再遇见分叉，再选择吗？Live Free还是Die，应该选择哪个呢？
二分法没有错，出问题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和使用二分法。在使用二分法的过程中，有两个逻辑陷阱让我们经常掉坑里。
逻辑陷阱一：全局假象
二分法是将一个事物分成两个部分，反过来说，这两个部分应该组成这一个事物，不能多也不能少。在现实中，你所面临的经常是为一件事做一个决策，而决策经常会出现两到三个选项，在很多人看来似乎这两到三个选项就是这个决策所有的选项，其实这他们仅仅是这个决策所有可能性中极小的一部分。
店里有经验的营业员经常会使用这一招让你购买其推荐的商品。假设你想买一个手机，你去商店逛了一圈，和热情的营业员聊了一下，她也知道你的预算，然后向你推荐了几款还不错的，你对华为的有点动心，但还是有些犹豫。营业员看出了你的心思，然后拿出一个华为和一个苹果，开始给你讲解和对比，然后你觉得囊中有些羞涩和充满爱国情怀，毅然决然买下了华为。
在上面选手机的过程中，你掉进了营业员给你设置了两个选项，华为和苹果。但其实你的选项还有很多，小米，VIVO，三星等等，甚至选择不买也是你的选项。在你和营业员讨论的过程中，你的大脑里就只有华为和苹果，似乎这两个选择构成了你选择的所有可能性。老道的营业员一定会将其中一个选项设置为不太符合你某些要求的商品，比如超出你预算的苹果手机，让你大概率落入其中一个选项。
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一个社会若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那么它将什么也得不到。”这句话在某些经济场景中是适用的，但拿它来作为一句普世的名言来讲是极其片面的。它在陈述这个社会要有价值的条件中，已经给人制造了只有平等和自由的假象（因为大家被后一句镇住了，居然一个社会什么也得不到），似乎其他因素都不存在一样。然而一个社会要有价值还必须要有博爱，和谐，秩序等等因素。
逻辑陷阱二：互补假象
二分法分出的两个部分必须是互补且互斥的。现实中很多选项确实是互斥的，因为他们确实独立于对方，但却不是互补的。这就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似乎这个选项的对立面就是另一个选项，如果不选这个选项结果就会落入另外一个选项。
拿开头“Live Free or Die”的标语来说，似乎要么只有自由地活，要么只有去死。“死”的互补选项是“不死”，而“自由地活”只是“不死”范围里面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选项，你还可以是放纵地活，自律地活，遵纪守法地活，苟活，像植物人一样活，选项太多了。“自由地活”的互补选项是“不自由地活”，和“死”没什么关系，因为不自由地活至少还是活着的。其实这是抗议者给经过的路人营造的对立假象，天真的群众会觉得封城剥夺了自由，我们无法自由地活，等同于死。
上述的两个二分法实践中的逻辑陷阱制造了一种假两难（False Dilemma）的现象，这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些举着“Live Free or Die”的自由爱好者，其实也就是些放纵而抱怨的人，并不理解真正的自由精神。
在我从事的工作中，一直在研究和运用概率论，直到近年我才真正领会概率对生活的意义，渐渐把重心从我曾经觉得体现无比极致美感的二进制世界中转移出来。
生活不是计算机，选项不只0和1。人生每个分叉路不一定只有两个路口，有可能有三个，四个，五个。怎么选，来日再说。